上海的著名livehouse“育音堂”官网至今保存着CNN的评价：“纽约有传奇的CBGB，上海也有自己的育音堂。”尽管育音堂与CBGB处于完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背景，但二者在各自本土的音乐场景中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，肩负着相似的使命：成为文化地标、音乐孵化器以及多元化的推动者。而在育音堂名称下方，醒目的“LiveinLive生活在现场”更像是育音堂对其生活态度的宣言。
5月18日，由Marshall与BIE别的音乐联合呈现的Woodsnake2025特别巡回演出即将登陆上海——我们诚邀您来到国内最前卫的城市音乐场景，体验属于时代的新声音。
5月18日 20:00
育音堂音乐公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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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演出即将来临之际，我们邀请了几位上海的朋友：育音堂的两位主理人张海生与老路，资深音乐行业顾问Roxy，以及“两勺”播客的主播张伸，一同聊聊他们眼中的上海。
别的音乐（别）：作为在上海生活多年的本地人，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座城市？
张海生：上海是一座曾是资本家乐园的亚洲中心城市，如今仍能看到历史与现代的辉煌痕迹，同时，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仿佛出国的场景。
Roxy：我在上海长大。从文化角度讲，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，这里便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城市，80%以上的上海人并非本地人，像我的祖父母就来自江苏江阴。因此，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且包容的城市。经济上，改革开放后上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这使得上海成为一个看重“能力”而非“关系”的城市，契约精神在这里尤为重要。
张伸：我出生在安徽，父母都是上海人，18岁来到上海读大学。对我来说，上海是一座人多、忙碌、疲惫，且逐渐失去创造力的城市。
别：北京和上海曾是国内独立音乐的重要场景，那上海的独立音乐与其他城市有何不同？
张海生：上海是国内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，但对于大多数从业者和独立音乐人来说，生活比音乐更为重要。上海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是其最大的特点，这也与其移民构成的特点密切相关。
Roxy：北京曾是乐队文化的重镇，诞生了大量优质乐队。从乐队数量和知名度来看，上海确实逊色于北京。然而，上海拥有全国最优秀的“乐迷”——不仅仅是上海本地的，江浙的乐迷也频繁往返上海看演出，形成了独特的乐迷文化。江浙沪的乐迷在现场看演出方面接触深入，因此他们更能从现场编排、音色、设备调音等方面去评判演出的质量，也更能接受创新与融合的音乐。因此，如果音乐人想验证自己现场演出的品质，上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。
张伸：从个人角度看，我觉得上海的独立音乐有些乏味了。与其他城市相比，缺乏特色鲜明、有个性的人，上海是个不太摇滚的城市。
别：上海独立音乐的记忆开始于何时？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？
张海生：我从1993年开始，那时在《音像世界》杂志社的歌迷会里活跃，杂志社位于衡山路739号小红楼，而旁边的衡山路811号就是当时的中唱（EMI）。2002年小红楼拆除，或许也意味着这座城市对音乐的尴尬定位。从90年代初到2000年代、2010年代，再到2020年，上海的独立音乐大致经历了十年的轮回。
Roxy：作为观众，2000年我在徐家汇的桥外桥酒吧看了舌头与木马的联合专场。作为参与者，在2006年，育音堂还不是场地而是主办方时，与张海生一起在东大名创库举办了一场16支乐队参加、持续8小时的室内演出。那场演出吸引了大量文化媒体、潮人和名人，艺术仓库里进出人数达到几千，堪称当年的摇滚盛事。
上海独立音乐的发展，可以分为几个时代：第一个时代：2000年左右，以戈多、维多利亚空间（张海生的乐队）、惊弓之鸟、水晶蝶等为代表，本土原创乐队崭露头角；第二个时代：2005年前后，顶楼的马戏团、香蕉猴子、IGO等乐队知名度扩展至全国；第三个时代：2010年左右，鸭打鹅、MHP等乐队登上国际舞台；第四个时代，2020年后，随着流媒体的兴起，号外、和平和浪、LOFTBEACH等新一代乐队带来了更多易听且更具传播力的音乐。
张伸：我大约是从2005年开始看演出，每周末都去哈雷，非常沉迷。那时很多演出是由育音堂主办的。大约在2006年，育音堂在龙漕路建立了自己的场地，我常常下班后骑车去看演出，还办了会员卡享受8折优惠。上海的独立音乐在2000年前后，像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期，百花齐放；而2010年以后则更加注重潮流，2020年前后的十年，独立音乐逐渐趋于平淡，令人眼前一亮的乐队不再多见。
育音堂老店已经结束了20年的经营。
别：“育音堂”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？在你们心中，它意味着什么？
张海生：民国时期有收养孤儿、流浪儿的育婴堂，育音堂顾名思义，就是一个培育和收养音乐孤儿的地方。对我而言，育音堂的意义就是：liveinlive，生活在现场。
Roxy：对上海音乐行业的人来说，育音堂不仅是一个场地，更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家。
张伸：在我心中，育音堂是上海的乐队孵化器。
别：自2004年创立以来，育音堂经历了哪些关键时刻？大家如何看待它在上海独立音乐场景中的地位？
张海生：每一次搬家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：从2007年龙漕路到凯旋路，再到24年7月离开凯旋路，曾在这里看过演出的几代人共同的记忆。
Roxy：育音堂已经存在了20年，我们从20岁走到40岁，育音堂始终如一，默默站在每个有理想的音乐人背后，支持他们从零开始。太多的乐队和幕后工作者（主办人、调音师、经纪人、舞台助理）都是从育音堂走出去的，堪称音乐行业的黄埔军校。
张伸：坚韧，在夹缝中生存。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，育音堂始终在那里，陪伴着你成长。
最能代表上海的乐队之一：顶楼马戏团
别：上海的独立乐队是否有本土地域性特征？如果有，是什么样的？
张海生：每个十年都有代表性但截然不同的乐队，这些乐队代表了城市文化特征的变化，也反映了不同乐队在上海生存的不同体验。
Roxy：上海独立乐队的地域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新，另一个是精。上海的年轻人因为较早接触海外文化，所以他们的创作相对全国来说更具“新意”。例如，最早的后摇乐队戈多和后朋乐队惊弓之鸟都出现在上海。由于上海人普遍喜欢独立个性，不愿意扎堆，因此这里的音乐风格五花八门，不会像北京那样形成特定的风格。
张伸：近几年，我有些失望，上海的独立音乐逐渐失去了特色。
别：你们心中，最能代表上海的乐队或音乐人是谁？
张海生：顶楼的马戏团：它们代表了上海本地的小市民文化，与那些穿西装、抽雪茄梦想上层社会的乐队形成鲜明对比。
Roxy：如果只选一支乐队，我觉得最能代表上海的是水晶蝶。即使是2000年发布的音乐，今天听来仍毫不逊色。推荐《Judy’stoo》和《灵山》这两首。
张伸：顶楼的马戏团，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，唱的是这里的生活。
发布于：山东省